1997年7月1日以来，在香港企业层面发生的所有风云变化中，最显著的大概是投资银行领域的变化。

扫一眼1997年的投资银行业排名，一些久违的名字赫然在目。在这些最大的大鳄中，有施罗德(Schroders)、弗莱明斯(Flemings)、巴林银行(Barings)等英国银行业的蓝筹公司，还有一夜成名的本地公司百富勤(Peregrine)。

香港主权交接后，这些传统名号开始迅速销声匿迹，因为它们都被全球巨头收购了。

花旗集团(Citigroup)亚太市场与银行业首席执行官麦睿彬(Robert Morse)等资深亚洲银行家，证实了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1997年，他是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亚洲公司驻香港首席执行官。

他表示：“今天的香港比主权交接时更像国际金融中心。纵观整个地区，公司和投资银行业的规模、复杂程度及范围都有了明显提升。”

投资银行家如今一般都以香港为基地，开展大规模扩张的区域业务，而不仅限于为本地集团企业服务，也没有大批穿梭于周边经济体的“皮包银行家”。

对香港的投资银行家来说，1997年是喧嚣的一年——而且不仅仅是因为交接。

银行家们表示，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后，这个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内地之间的业务可能会兴旺起来。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亚太区投行部主管、自1992年开始成为香港居民的金仕浦(Matthew Ginsburg)指出：“交接之后，香港成为中国更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让投资银行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变得更容易了。”

时机也正好。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国有企业，目标是提高能源和电信等领域公司的商业生存能力。

对投资银行至关重要的是，改革动力提供了大批希望在香港或海外上市的候选企业。中国当时还在艰苦谈判，以期加入世贸组织(WTO)，此举最终将迫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开放国内市场。

入世进展能让香港的投资银行双重受益：它们既可以为海外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并购提供建议，也可以亲自投资于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

由于香港主权交接第二天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也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月。7月2日，泰国让本国货币贬值，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也波及到大中华地区。

东南亚各国政府为了挺过这场危机、振兴低迷的经济，纷纷启动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为投资银行家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开放了许多新的市场。

金仕浦表示：“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和企业结构方面的弱点，激起了广泛的改革。”

该地区的其它市场也逐渐吸引了香港银行家的眼球，特别是印度——该国正在迅速打造世界一流的IT服务业。

在亚洲拥有丰富经验的瑞银(UBS)亚洲区投行业务主席贺利华(Rodney Ward)表示，IT业的成功，使其它领域的印度企业拥有了寻求海外销售和收购的信心。

他表示：“与1997年不同的是，和印度一样，越南和巴基斯坦等其它市场现在也在对该地区的投资银行业务做出巨大贡献。”

当然，香港的银行家从全球化的巨大浪潮中获得了益处，这一浪潮推动了亚太地区以及跨境并购交易。有雄心的全球企业都有亚洲战略，而那总是意味着香港的银行家在积极寻找交易，为外国同行提供建议。

现在，香港的投资银行业已经变得与其它任何全球性金融中心一样复杂。

10年过去了，银行家们如今拥有各种各样的客户，从对冲基金到私人股本机构，不一而足。产品范围也明显扩大，大批银行家设计出衍生品和结构融资等领域的各种最新产品。

贺利华表示：“10年前，亚洲不过是一潭死水。现在，在香港乃至整个地区开展的业务，已是一体化的全球业务的一部分。”

贺利华表示，香港境内外的客户比以往更具识别能力，投资银行家必须为业务展开激烈竞争。

然而，伴随着香港投资银行业的成功转变，也带来了自满和过于依赖内地企业上市的危险。香港以成功催生了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而自豪。去年10月，内地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在香港和上海同步上市，筹集资金219亿美元。

在香港筹集的161亿美元，证明了亚洲的流动性，以及投资者对香港交易所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的信心。但是，完美的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银行家和官员们现在都在私下讨论香港维持其全球金融中心优势的下一步——与上海证交所融合。

印度和新加坡等亚洲本土市场的深度和规模都在扩大，由香港投资银行家做出的决定可能将越来越少。

对香港来说，未来10年必将出现和过去10年同样多的变化。

译者/ 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