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的上市超过了其它很多绕过伦敦和纽约、筹资额达数十亿美元的中国IPO。中国建设银行(CCB)于2005年10月在香港筹得80亿美元，中国银行(BoC)去年6月在香港筹得100亿美元。

多数亚洲国家已从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强劲复苏，而禽流感和“非典”(Sars)等地区性疾病恐慌也没有对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长期影响。亚洲各金融中心还受益于前所未有的全球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正寻求在欧美等传统大本营之外寻求多样化投资。中东的石油美元纷纷涌入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

不过，有研究指出，以更广泛的标准来衡量，亚洲各金融中心要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这些城市还有一段路要走。

在万事达上月公布的全球50大商业中心排行榜上，亚洲在前十名中占有4位。东京和首尔等城市在金融流动水平方面得分很高，而在物流、运输和专业服务公司聚集带来的有益影响方面，香港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

然而，由于在知识创造、信息流动和经商容易程度等方面的得分很低，亚洲主要金融中心的总体得分被拉了下来。

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万事达的王月魂表示：“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成功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中心。但是，在知识创造等领域就很难再用这种窍门了。这样的领域更软一些，但是对于21世纪金融中心的发展同样重要。”

香港交易所主席夏佳理(Ronald Arculli)持有类似的看法。他指出，金融中心要想成功，不仅要在公司领域具有竞争力和创新性，还要拥有繁荣的文化。他表示：“伦敦有西区，纽约有百老汇。商业人士要招待别人，也希望得到别人的款待。”

香港正计划通过发展绿地提升其社会和艺术形象，而新加坡明年将首次举办F1国际汽车大奖赛，还批准了两家大型赌场开业。

伦敦金融城公司(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今年委托对全球金融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指出：“也许没有哪个亚洲中心可以成为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亚洲经济增长产生的流动性会由两个以上的金融中心分摊。”

尽管亚洲各国官方都宣称，这个市场足够大，可以允许几个金融中心并存。但西方的经验表明，分散的资本市场会提高投资者的成本。

日本和印度都是拥有多个国内金融交易所的亚洲大国，而香港和上海有可能在会计和治理标准上趋同，但仍然不大可能合并，因为其中一个是上市公司，另一个是内地国家机构的一部分。

很多评论员也警告称，投资者和企业对一个金融中心的相对吸引力应该怀有远见。香港证监会的韦奕礼本人曾经是伦敦证交所(LSE)的一名高管。他回忆道，10年前，一些公司受到友好监管承诺的吸引，同时担心英国在选择不加入欧元区后会受到影响，于是决定迁往法国。

韦奕礼表示：“当它们想离开法国时，却发现自己由于其它监管规定而无法抽身。在亚洲，那些可能受到改善了的监管政策诱惑的投资者，也应该留意是否容易抽身的问题。”

还有人担心，亚洲金融中心不顾一切地吸引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这可能是在自毁前程。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亚洲监管人士表示：“在科技泡沫期间，很多金融中心降低了标准，允许那些本来不应该批准上市的公司上市。投资者最后蒙受了惨重损失。”

美国监管机构仍然对伦敦、新加坡和香港在吸引中国企业上市方面取得的成功感到沮丧。去年，美国证交会(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在北京演讲时，指责中国企业不在美国上市，“是为了躲避更高的监管标准”。

新加坡的监管机构不得不迅速行动，限制一些事件对其声誉的打击，如2004年12月，在新加坡证交所上市的中国航空燃料进口商——中航油(China Aviation Oil)承认在衍生品交易中损失了5.5亿美元。数月之后，在受到巨额衍生品交易亏损、内部风险控制不严的打击之后，Aman Capital Global突然倒闭。这家公司是新加坡监管过松的对冲基金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人担心，亚洲各监管机构难以跟上产品开发的步伐，这可能导致决策失误。例如，在欧美常见的复杂的结构金融和债务产品刚刚引入亚洲。前文提到的监管人士承认：“在我们被那些超出自己知识范围的金融概念弄得精疲力竭时，就只能求助于顾问，进行再培训。”

不过，尽管存在疑虑，参与者们仍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夏佳理表示：“我毫不怀疑亚洲将出现一个领先的全球金融中心。我认为我们（香港）大有希望。因为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距离迅速发展的东南亚各经济体都很近。”

译者/何黎